【中华财税网2008/8/19信息】　Ball和Brown(1968)以及Beaver(1968)开创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先河，而从此以后的30多年里，逐渐成为财务会计的主流研究领域。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共同发展是早期会计领域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和实证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发展，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研究的诞生。对30多年来的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无疑会促进和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一、会计领域资本市场研究产生的背景   　  
　　(一)基本面分析的需要  
　　股东、投资人和债权人通常对公司的价值十分关注。在有效资本市场，公司价值是预期未来净现金流量按合适的风险回报率折现的现值。公司现行财务报表中披露的绩效数据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用来评估公司未来净现金流量的信息源。这也符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概念框架的要求，即财务报告应该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因此，可以预见到当期财务状况和未来现金流量之间的联系，以及财务状况和证券价格之间的联系。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供能够证明这种关系的证据。基本面分析主要着眼于对错误定价的股票的价值评估，这一分析自1934年Graham和Dodd出版专著《证券分析》开始盛行。目前美国5万亿共同基金投资中大部分都是使用基本面分析的原理进行管理的。基本面分析使用过去和现行财务报表的信息，并考虑到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据此计算出公司的内在价值。当前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就是投资于这种证券的期望回报。近年来基本面分析变得如此盛行部分原因就在于金融经济学文献中发现的证据。“价格向价值回归是一个比先前的研究所示更为漫长的过程”(Frankel和Lee，1998)，这一理论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且激励着基本面分析研究。   　　  
　　(二)检验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需要  
　　证券价格能够决定公司和个人之间财富的分配，而证券价格受到财务信息的影响，所以投资者、经理人员、准则制订者和其他的市场参与者都对证券市场是否有效具有极大的兴趣。  
　　市场效率对于会计职业界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有效市场中，基于基本面分析所获得的利益将逐渐减少，不涉及直接影响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变更、信号效应(signaling effect)或是动机结果(in-centive consequences)都不会影响到证券价格。在有效市场中，在会计报表中确认或是在附注中披露的选择问题(例如，雇员股票期权会计处理)对于证券价格的影响也将趋于更小的差异。市场效率的会计含义有力的推动了研究人员从会计视角展开研究。   　　  
　　(三)签订会计契约的需要  
　　实证会计理论预测在签订报酬契约、债务合约和政治化过程中使用会计数据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大量的会计文献都试图来验证这些预测，而这些研究都离不开使用资本市场的数据。例如，验证会计准则是否具有经济后果的通常做法是检验股价对于新会计准则的反应，研究横界面股价反应是否和代表契约和政治成本的财务替代变量相关。为了能更有力的证实实证会计理论，减少相关被遗漏变量的影响，研究人员试图控制与该理论无关的财务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这使得研究人员必须以资本市场为基础进行研究设计。   　　  
　　(四)监管披露的需要  
　　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授权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负责发布规制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准则。资本市场研究能够帮助确定FASB发布的准则是否能保证其特定目的的实现。例如，一项新的准则发布后，财务报表中的数据是否向资本市场传递了新的信息?根据新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与当期的股票回报率和价格更加相关?一项新的披露准则发布后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因此，会计准则制订者也对基于检验市场效率的资本市场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国际范围来看，会计准则制订者也试图从资本市场中寻求证据。近年来，受到资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求越来越强。对于准则制订者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是否需要制定全球统一一致的会计准则，还是允许每个国家会计差异化的存在。如果全球会计准则都要统一，那么美国的一般通用会计准则(GAAP)是否就是标准?会计准则是否需要国际化发展?每个国家是否要依据不同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制定出不同的会计准则?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效率(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的性质)是否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效率相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使用国际会计准则和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资本市场研究。   　　  
　　二、早期的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会计理论都是规范化的研究。会计学理论家们以设定的会计目标为基础，提出他们的会计理论。Hendriksen(1965)定义“一个最恰当的理论”是“能够支持程序和技术的发展，而这种程序和技术能最好完成会计目标”。他补充说，“因此，发展会计理论的第一步就是清楚的阐述会计目标”。这样，会计理论的发展就取决于研究者认定的会计目标，理论评价也是基于逻辑和演绎推理。当时几乎不强调理论预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其正确性。  
　　因为理论上的逻辑连续性，使得在众多可供选择的会计目标中选择削弱了选择某一个会计政策的基础。同时，因为会计学理论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会计目标，这使得最佳会计政策的选择也无法达成一致。这最终导致了财务报表中收益数据是否有用的疑虑。Hendriksen(1965)提出“已经存在诸多埋怨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收益表将不复存在，除非能有大的变革使得改变收益表现存的弱点”。许多人都开始怀疑是否历史成本会计数据传递了有用的信息来准确评估公司财务状况。  
　　正当会计理论家怀疑历史成本数据是否能够准确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时，关于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明。提供实证证据证明会计数据是否包含或者传达了关于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是导致Ball和Brown(1968)以及Beaver(1968)研究成果的主要动机。同一时期，主要是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三个理论发展为Ball和Brown(1968)以及Beaver(1968)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三个理论发展是：实证经济学理论，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Fama、Fish、Jensen和Roll(1969)最早采用的事件研究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Watts和Zimmerman的实证会计理论革新了会计文献，他们解释了会计学者从前无法解释的一些难题。促成Watts和Zim-merman研究成果的是Jensen和Meckling(1976)和Ross(1977)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在信息有效资本市场，公司股东(委托人)和管理人员(代理人)之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理论。之所以会产生代理问题部分是因为管理人员努力不可观察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使得Watts和Zimmerman发展了新的假设，该假设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公司如何处理经济活动和会计准则制订者的本意之间会有可预计的差异。  
　　Watts和Zimmerman的政治成本假说扩展了有关政治过程中监管的经济学文献，政治过程完全不同于市场过程(Olson，1971，Stigler，1971，Posner，1974，McCraw，1975，Peltzman，1976，Watts和Zim-merman，1986)。Watts和Zimmerman还将当时金融和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了会计研究。  
　　早期对于盈余和证券回报率以及金融和经济学中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成果，带来了会计研究者们得出了准则制订的含义。例如，Beaver(1972)在《美国会计联合会会计研究方法报告》中指出，会计数据和证券回报的联系能够被用来对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进行排序，以决定哪一种会计方法能够成为会计准则。这份报告还指出，考虑到竞争性信息来源和成本，“与证券价格更为紧密联系的会计方法应该作为财务报告中所使用的会计方法”。然而，Gonedes和Dopuch(1974)很快就指出了使用与证券回报率关系的强弱作为选择理想会计准则这种方法理论的缺陷(如使用会计信息的非购买者的搭便车问题)。尽管关于以证券回报作为标准评估财务会计准则是否适当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这条标准却时常被使用。例如，De-chow(1994)使用与证券回报的联系，比较盈余和现金流作为衡量公司定期绩效的指标。Ayer(1998)检验是否递延所得税会计在SFAS No.109下比先前的所得税会计准则提供增量价值相关。  
　　综上所述，早期事项研究和相关性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首先，他们驳斥了历史成本盈余计量过程所产生无意义的会计数据，然后主要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其次，这些研究介绍了实证经验的方法和事件研究设计。早期的资本市场研究详尽的阐述了在会计研究中融入经济学和金融学文献中最新发展的益处。最后，这些研究消除了认为会计是资本市场垄断信息来源的观点。早期研究清楚的表明，会计信息不是影响证券价格特别及时的信息来源，因为有许多其它竞争性盈余信息米源。这些都对会计准则制订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