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税收基金会发布了名为《高通胀对欧洲税收的影响》的报告。报告研究了2020年至2023年欧洲各国的经济数据，分析了高通胀对税收环境的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应对措施。报告指出，欧洲联盟应对高通胀的经验表明，应制定适应性财税政策，并尽可能实施具有一定周期性并基于物价变化的“指数化”自动调整机制。

 多重因素驱动通胀率上升

 2020年至2023年，欧盟物价平均上涨21.3%，欧元区物价平均上涨18.9%。分年度看，欧盟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和总体通货膨胀率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大幅上升，在2023年期间略有回落。分地区看，由于东欧国家受俄乌冲突的影响更大，导致物价涨幅更大，一般在30%~40%。

 欧盟成员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包括共同因素和地方因素。

 共同因素主要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生产减少，造成商品和服务短缺，推高了价格。疫情解封后，生产和物流能力又滞后于消费需求的复苏，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能源和农产品的主要供应国。该地区的冲突限制了能源和粮食的供应，推高了其价格，加剧了通胀压力。高昂的能源成本转嫁到生产和运输成本上，提高了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

 地方因素包括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差异。欧元区的财政契约刚性和价格调整的交错性导致了通胀的持续时间延长。对能源和粮食冲击的不同反应反映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结构的差异上，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更僵化、零售业更集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更持久、更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这表明，政策应侧重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减少对能源的依赖，以减轻未来的通胀影响。

 物价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名义税基

 报告分析认为，总体物价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名义税基，为政府带来了更高的税收收入。2022年，通货膨胀为欧盟国家平均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的额外税收收入，占2019年以来税收增长的40%。除马耳他和匈牙利外，所有成员国的税收增长都超过了2019年之前的增长率。

 具体而言，通货膨胀增加了商品、服务和资产的名义价值，从而扩大了计算税收的基数。例如，就增值税而言，商品价格上涨会自动增加税收，因为该税种是按所售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一定百分比征收的。同样，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也会增加，因为名义工资和公司利润往往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

 在累进税制中，通货膨胀造成一种被称为“财政拖累”的现象。“财政拖累”现象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亦被称为“税级攀升”，当纳税人的名义收入因通货膨胀而增加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将纳税人推向更高的税级，而他们的购买力却没有实际增加。在欧元区，几乎所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都采用累进税制，同时由于存在多个收入档次以及缺乏抵消通胀压力的自动调整机制，也使得这些国家的“财政拖累”现象变得更加复杂。2019年至2022年期间，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欧盟成员国税收楔子，即劳动所得税负（指纳税人平均工资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占税前收入的比例），平均增加0.84%。特别是2022年，尽管纳税人的实际工作时间不一定增加，但在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名义工资升高，导致纳税人面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上升。

 通货膨胀带来的税收负担在各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实行个人所得税统一税率的国家，如匈牙利、拉脱维亚或波兰，由于税率不变，其“财政拖累”的程度会降低。此外，报告以收入为平均工资的67%且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例指出，由于“财政拖累”，这种家庭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因为该家庭依靠更多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这些税收减免可能无法享受。

 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低消费家庭

 西班牙是在高通胀时期税收增长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近3年西班牙公共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了约3.7个百分点，而欧盟的该数据平均仅增加了0.7个百分点。同时，西班牙是少数几个没有采取纠正措施使税率适应物价上涨的国家之一。因此，报告以西班牙为例研究通货膨胀对增值税的影响。

根据报告所引用的相关学术文献的分析，消费能力较低的家庭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通胀的影响。这些家庭将较大比例的支出用于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近几年出现了大幅上涨。2021年，70%的家庭面临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指数上涨，202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0%，表明通胀对这些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

通货膨胀导致西班牙每户家庭平均负担的增值税在2021年增加79.4欧元，2022年增加217.6欧元。从增值税的增长额来看，2021年至2022年，西班牙家庭负担的增值税增加额中52.3%是通货膨胀造成的。

据测算，由于物价上涨，支出处于中位数的西班牙家庭需要额外承担175欧元的增值税。同时考虑到“财政拖累”，2022年家庭个人所得税将平均增加217欧元。据此，2022年，西班牙1户支出位于中位数的家庭承担的超额成本就达392欧元。

总之，通货膨胀严重加剧了每户家庭2021年和2022年的增值税税收负担，对消费能力较低的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两年家庭承担的增值税增加既反映了通货膨胀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直接影响，也反映了通货膨胀对财政总收入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评估家庭财政负担及其对经济活力的影响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作用。

部分国家采取应对措施

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会根据通货膨胀调整所得税税级起始点。具体来说，在160个经济体中，有131个完全不做调整，其余29个则对税级起始点定期进行调整，且只有9个国家对此项调整有明确的规定。在整个欧洲，只有奥地利、丹麦和荷兰这三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塞尔维亚，对所得税税级起始点进行了自动通胀调整。而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典以及乌克兰和挪威等国，则在没有自动指数化的情况下进行定期调整。

报告认为，税收政策的自动指数化，即根据通货膨胀自动调整税收的经济政策对纳税人有利，因为它可以防止“财政拖累”，确保税负不会因通货膨胀而不成比例地增加。由于缺乏自由裁量权，政策制定者无法根据具体的经济状况或选民的偏好来调整税收，因此很难在管理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积极主动的一面。因此，尽管这项政策在为纳税人提供公平性和可预见性方面有明显的好处，但它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障碍，往往被更多能视情调整的财税措施掩盖。

根据经合组织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数据，面对通胀高企，27个欧盟国家中，多达15个国家（55%）选择视情采取措施来更新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限额，其余国家根据工资或价格的变化选择不同的指数，作为调整通货膨胀的基准。其中大多数欧盟国家都选择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荷兰为此设计了自己的指数，即定制价格指数。

建议实施自动税收指数化机制

该报告阐述了税收指数化在通胀环境下的重要性。从政策角度看，指数化这一过程包括根据通胀率调整税级起始点和税收优惠金额等，确保纳税人不会无意中进入更高的税级，并确保税收优惠保持其实际价值。这有助于防止“财政拖累”和税收优惠侵蚀，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从经济角度看，通货膨胀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能源和食品等必需品。这些商品的成本上升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将税级和税收优惠与通货膨胀挂钩具有针对性，能够减轻不利影响，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购买力。根据研究，实施税收政策自动指数化机制的国家设法避免了重大的财政负担和优惠侵蚀，从而保持了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报告指出，高通胀会改变消费模式，进而影响税收和支出需求。各国政府需要灵活地采取对策，关注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确保税收制度及其优惠政策能够应对经济中的这些动态变化。

报告强调，保持价格稳定仍然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虽然控制通胀通常被视为中央银行的职责，但财税政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确保税收优惠制度及其优惠政策能够抵御通胀，政府可以促进更稳定的经济环境，进而支持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

欧盟应对高通胀的经验突出表明，适应性财税政策至关重要。报告从学术文献中汲取的最佳实践建议，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实施具有一定周期性的自动调整机制。虽然这可能不是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解决方案，但它能较好地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并维护高效、公平的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