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财税网2009/3/23信息】　　一、引言 

　　稳健性对会计的影响意义重大，且历史悠久。Basu(1 997)认为，稳健性至少已经影响了会计行为500多年；Sterling(1970)则把稳健性作为会计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原则；Givoly和Hayn(2000)的经验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会计不仅是稳健的，而且在最近20多年变得更加稳健了。但许多资本市场规制者、准则制定者和实务工作者却还经常批评并试图放弃会计稳健性(如，Levitt，1998；FASB，1980，第2号概念公告)，即使在理论界。对会计稳健性的认识也非常有限，似乎仍旧停留在“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这样一句话上。会计稳健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困境，笔者认为，不是这项会计信息质量确实已经过时，而是我们对会计稳健性的理解实在有限、尚待深入。也许FASB(1980)的话更有代表性，“尽管过去4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改变它，但会计稳健性这个概念是根深蒂固的”。有鉴于此，笔者将从概念、起因和测度等多方面对会计稳健性进行梳理和解读，以期能够引起人们对会计稳健性的深入理解、重视和反思。 

　　二、会计稳健性的概念演进及有效分类 

　　早期的规范研究者通常将稳健性界定为会计人员对产生较低的股东价值和净利润的会计方法的偏好，如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Bliss，1924)。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其第4号公告中指出：“各种资产和负债常常是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予以计量的，经理、投资者和会计人员在会计计量中存在偏见，宁肯低估净收益及净资产，而不愿高估净收益及净资产”。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明确界定为“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但是，这种观点早已受到了挑战，如FASB(1980，第95段)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中指出，“财务报告中的稳健性不应再意味着蓄意地、一贯性地低估净资产和利润，而应是对不确定性的审慎反应，努力确保商业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充分考虑到，因而。如果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同等的可能性，稳健性要求使用较为不乐观的估计数；然而，如果两个估计金额并非完全一样，就不必使用稳健性要求的更悲观估计数了。而是使用更可能发生的那个金额”。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也有类似态度。虽然IASB将稳健性作为可靠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下的一项质量要求，并认为稳健性是指“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然而，IASB同时也强调，稳健性的运用“并不允许诸如设立秘密准备，过分地提取准备。故意压低资产或收益，或者故意抬高负债或费用等”。因为那样编出的财务报表不可能是中立的，从而也就不具有可靠性。 

　　然而，一般都认为，相对于企业净资产的经济价值而言，稳健性会计的一个结果是企业净资产的系统低估(Watts，2003)，而不同的来源都会导致资产低报。会计稳健性的第一项来源就是稳健的会计方法选择。例如。来自某投资费用化选择而带来的资产低报，如研发支出的费用化；来自加速确认某种成本选择而导致的资产低报，如固定资产折旧中的加速折旧法和存货计价中的后进先出法。这类资产负债中的净资产低报(也称作资产负债表稳健性，Beaver和Ryan，2000)往往会带来利润表中相应的减少(也称作利润表稳健性，Givoly和Hayn，2000)，而资产负债表效应会在不同时期持续存在。举例说明。无形资产的费用化会导致无形资产的整体低报，但利润表效应实质上却会在以后期间内转回，例如支出的资本化避免了当期盈余不会受到某些费用的影响，然而资本化的成本将会在未来期间被摊销。从而提高未来这些摊销期间的费用水平。类似地，在加速折旧法下，早期计提折旧费用越高，后面期间计提的折旧费用就越低。这种会计稳健性现在经常被称为非条件稳健性，并且是在资产或债务产生之初就决定采用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而与将来好消息或坏消息的出现与否无关。经验表明，大部分非条件稳健性产生于税收和管制动机(Qiang，2007)。从美国的情况看，公司所得税对稳健折旧方法(加速折旧法)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加速折旧能够提前将折旧费用化，抵减应纳税所得，从而导致加速折旧法的盛行；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年代，很多公司对存货的发出计价采用后进先出法以缓解通货膨胀对所得税的影响。Ball，Robin和Wu(2003)认为，在成文法国家。税收政策对会计稳健性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说明许多非条件稳健性会计处理方法之所以被采用，完全是出于对所得税和市场管制的反应。非条件稳健性并非基于新的信息造成了资产价值的变化。而是由所得税和会计管制所诱致。有些只有在会计准则强制规定时才可以观察到。因此。非条件稳健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们所需要的(Ball和Shivakumar，2005)。 

　　会计稳健性的第二种来源就是来自确认收益和损失的不对称及时性。换言之。“与将坏消息确认为损失相比。会计在财务报表中将好消息确认为收益时要求有更高的可验证性”(Basu，1997)。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存货的成本市价孰低法和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这要求资产价值降低的时候就应该立即确认，不管现金流量是否实现，然而资产价值的上升必须等到收益带来的现金流量实现之时。这种会计稳健性常常被称为条件稳健性。有批评者认为，稳健性破坏了信息中立原则，但条件稳健性必须以在同期发生了经济损失为前提，并且及时地在会计盈余中确认经济损失，而提前费用化、建立秘密(超额)准备等均不被视为遵循了稳健性。因此与中立性并不冲突。由于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拥有信息优势。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会偏离中立性原则，报告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隐瞒不利信息，条件稳健性则要求更及时地确认经济损失。从而可以抵消经理的高估倾向，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Ball和Shivakumar(2005)对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进行了明确区分。并且他们还认为，由于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混淆，使稳健性成为有争议的财务报告特征，实际上是条件稳健性增进了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使财务报表变得更加有用，其本身也成为重要的盈余质量特征。条件稳健性发生在难以验证的信息发生之后，与坏消息相比，要求对好消息的确认有更高程度的可验证性，并会使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和盈余向下偏离；非条件稳健性也处理难以验证的信息和使会计数字向下偏离，然而却发生在难以验证的信息发生之前，因而非条件稳健性使会计系统免受了未来坏消息的影响。条件稳健性与非条件稳健性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两种稳健性有很多相同的目的，包括抵销股东、经理和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对称的得益函数；最小化公司的诉讼成本；使会计人员和监管者最小化经济不确定性并免受监管不力的批评，降低税收成本和监管成本(watts，2003)。但两种稳健性侧重点是不同的，非条件稳健性更加注重说明某些资产和负债计价的困难以及其对未来收益的影响；而条件稳健性则更关注在经理有动机高估会计数字的情况下，能够抵销这种高估倾向，从而增进了契约有效性。两种稳健性最终都减少了利润和所有者权益，但减少的时机很关键。只有条件稳健性提供了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产生契约反应并增进契约的有效性，因此不能把非条件稳健性与条件稳健性混淆对待。Ball和Shiv-akumar(2005)认为，非条件稳健性所带来的不确定金额的偏离会给基于会计信息的决策造成随意性，因此与决策有用性目标相冲突。对两种稳健性的混淆致使稳健性遭到了诸多批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多数关于两种稳健性的研究文献都是相互独立的，很少考察两种稳健性之间的相互作用。Beaver和Ryan(2005)建立并应用了一个在不确定情况下展现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深刻理解两种稳健性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Qiang(2007)则以实证分析为基础，通过将会计稳健性划分为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联合检验了会计稳健性的契约、诉讼、管制和税收的四种解释。并发现契约产生了对条件稳健性的需求，诉讼引致了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管制和税收带来了非条件稳健性。这说明两种形式的稳健性在契约、管制和税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在诉讼中起着共同的作用。Qiang(2007)还发现，两种形式的稳健性存在着相互关系，非条件稳健性减少了条件稳健性。可见，因为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满足不同的需求，但为负相关。因此使用时需要权衡。 

　　三、会计稳健性的激励契约分析 

　　企业利益相关者通常利用会计信息来降低契约代理成本。(Watts和Zimmerman，1986)从而提高了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的企业价值。因为企业中最重要的契约是经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经验证据也表明。条件稳健性增进了债务契约、报酬契约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Ball和Shivakumar，2005；Qiang，2007)。 

　　(一)报酬契约与会计稳健性 

　　报酬契约中评价经理业绩的会计指标(比如盈余)越及时。这些反映经理行为对行动期间企业价值影响的指标就会越有效。与盈余和净资产的会计指标相比，许多更及时、更有信息含量的信息往往不容易被验证。例如，预期开发新产品而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的增加。对这些未来净现金流入的估计，即使依靠专家往往也很难达成对未来一致，因此这些估计在报酬契约中不会被采用。即使依靠法律手段。可验证性对契约的实施而言也是必需的。当外部利益相关者不能观察到经理拥有的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因而这些信息不能被审计、不可验证时，经理极不情愿在被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确认这些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因而，在现行收入确认规则下。呈报的盈余是基于实际实现的现金流量和经权责发生制调整的、独立可验证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比如应收账款可收回金额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未来现金流量可验证信息的忽略程度反映了可靠性和相关性之间的一种权衡。另外，经理在报酬契约中也有不对称的激励，经理通常比其他企业相关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损失的及时确认会导致经理可能在报酬契约到期前被解雇和少获报酬，因此经理为多获报酬和避免被解雇有隐藏损失的激励。不对称的可验证性加速了损失的确认，提供给董事会和股东调查这些损失原因的信号，这会导致解雇机会主义经理，取消当期有负的净现值的项目，减轻了经理投资决策中的代理问题。 

　　(二)债务契约与会计稳健性 

　　债权人对企业净资产也有不对称的得益。贷款到期时，如果企业的净资产超过了债务价值。无论净资产可能有多高，债权人不会收到任何额外报酬；但是，当企业没有足够的净资产来支付到期债务时，股东的有限责任使得债权人只能收回一部分债务。而且。与未实现的损失相比，经理为了获得有利的事前债务定价，有更大的激励披露有关未实现收益的及时信息。外部利益相关者据此也可能需求一个在财务报表中具有抵销性的不对称性。因此，债权人非常关心盈余和净资产的下限，在评估潜在的贷款项目时，只有在他们确信净资产的最小数额将比债务数额更大时，才会借出款项。在贷款期内，债权人也可应用这些下限指标来监督债务人的偿付能力，迫使管理层保护债权人。我们知道，在债务契约执行时，债务契约通常不转移企业的决策权利，仅仅当它们被违反时，而及时损失的确认可以通过向债权人提供新的信息，加速激发了基于会计变量事后债务契约的违反概率，从而加快了决策权从作出损失决策的经理到债权人的转移，提高了债务契约的效率。正如美国的FASB在第2号概念框架中所言，稳健性常常可以归因于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对资产负债表的使用(FASB，1980，第94段)。 

　　总之，会计规则和实践基本上是不对称的，与财务呈报有关的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对会计收益和损失的需求是不对称的。与收益的确认相比，及时的损失确认通常提高了财务报表在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中的使用，这是财务呈报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契约需求的不对称往往会体现在对会计实践有指导意义的会计准则上，因此会计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内生的而不是施加的。会计稳健性简化了经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监督，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因此也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特征。 

　　四、会计稳健性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分析 

　　企业投资者、经理和债权人有利用稳健性会计数字的激励。但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会对这些激励产生影响，因此，通过会计准则、法律、市场、管制的政治压力和经理实施的会计斟酌权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财务呈报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故而，要完整理解包括稳健性在内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必须理解现存制度的影响。 

　　(一)会计稳健性的法律制度分析 

　　1、长期以来。理论家已经认识到优化的契约设计中可验证信息的重要性，契约模型中也通常假定存在无成本地实施可验证信息变量的法律制度。会计系统通过强调可验证的结果，为契约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制度有助于可实施契约的运用，会产生订约方对可验证会计信息的强烈需求，而且，在法律制度质量越高的环境中。对会计数字在正式契约中的需求就会越强烈。换言之，在高质量的法律制度中对会计稳健性的签约需求越强。2、从法律诉讼的成本收益角度来讲，高质量的法律制度会增加企业高估企业业绩的潜在诉讼成本，对投资者而言就是增加了侵害其权利的预期诉讼收益，这也会导致在高质量法律制度的环境中对会计稳健性的更多需求。3、从法律的公共实施角度而言，自利的规制者拥有非对称的损失函数，授权的公共实施者(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不好的政治结果更为敏感。当财务呈报的丑闻是来自夸大资产和利润而不是低估资产和利润时。他们将会利用强公共实施机制鼓励企业进行稳健性的呈报行为。 

　　(二)政治经济 

　　会计信息并不是企业信息的惟一来源，政治家也可以看见反映企业价值的股价，但政治家关心会计数字的原因在于：反映在股价中的详细信息集合对政治家而言也是不能自由利用的。另外。从政府获取直接利益的税收制度上看，在某种程度上，财务和税收呈报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稳健性呈报可以最小化税收支付现值，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这个角度说企业也有稳健性会计呈报的动机。然而。类似地，税收制度也会被看作一个国家从企业和股东中分享财富的可供选择机制，因而会导致影响呈报行为的政治成本，这也会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总之，政府干预对会计稳健性的含义显得不太清晰，需要了解国家干预的潜在动机。但从税收动机上说，企业有进行会计稳健性的激励。 

　　Bushman和Piotroski(2006)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法律和政治制度对条件稳健性的影响，发现在公司法有强投资者保护、证券法有强公共实施和高质量法律制度的国家有更高的条件稳健性。但证券法的私人实施对条件稳健性没有影响；而政治制度对条件稳健性的影响刚好相反，在高政府干预的国家中，企业加速确认好消息和减缓确认坏消息，这符合仁慈政府干预无效率企业，而企业有采取不稳健会计使企业看起来更加健康激励的观点。Qiang(2007)通过将会计稳健性划分为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联合检验了会计稳健性的契约、诉讼、管制和税收的四种解释，确实发现了法律诉讼引致了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管制和税收带来了非条件稳健性。 

　　五、会计稳健性的测度及其最新进展 

　　长期以来，管制者和会计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量化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比如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重要性。实际上。这些量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重要性(Cho、Hager-man和Patterson，2003；Pany和Wheelef，1989)、可靠性(Barth和Clinch。1998；Entwistle和Phillips，2003)和可比性(DeFond和Hung，2003)，但目前为止量化最为成功的还是会计稳健性的测度。 

　　(一)会计稳健性的第一种测度是利用盈余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即Basu(1997)提出的差别及时性(Differential Timeli-ness。简称DT)测度 

　　Et/Pt-1=γ0+γ1DRt+γ2Rt+γ3DRt*Rt+μt 

　　其中，Et是年度盈余；Pt-1，是t年初或t-1年末的每股股票价格；DRt是虚拟变量，如果DRt小于0，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R。是年度每股股票回报。根据回归方程的含义，γ2表示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确认及时性，γ2+γ3表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确认的及时性，所以γ3就表示与好消息相比，坏消息确认的增量反应，即如果γ3＜0，就表示存在会计稳健性。这种始于Basu(1997)的DT模型一般用来测度条件稳健性，其理论基础是：在资本市场上存在很多相互竞争的信息源，股票回报中包含了包括会计信息在内的更加丰富的信息，但坏消息发生时会立即确认为相应的会计损失，而好消息却没有在发生时全部确认为相应的收益，而是在当期和未来年度逐渐加以确认。在该模型中。会计盈余作为因变量，股票回报作为自变量，其中正的股票回报代表好消息，负的股票回报代表坏消息，如果发现与具有好消息(正股票回报)公司相比，具有坏消息(负股票回报)的公司在回归模型中的斜率，从而说明坏消息与当期会计盈余之间的相关性大于好消息与当期会计盈余之间的相关性。即会计盈余对坏消息比好消息的反映更加及时。 

　　Ball和Shivakumar(2005)认为，Basu(1997)的DT测度存在两个局限性。第一。它无法区分盈余中的暂时性收益或损失和应计额中的随机误差(如存货的算错金额)，也无法和某些盈余管理行为(如在不同时期可转回的多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区分开。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并且会导致收益变动的负序列相关。第二，DT测度只能识别暂时性部分的存在性，而不能识别它们的确认是及时还是不及时的。通过识别暂时性盈余部分是否与作为经济收益和损失替代变量的同期股票回报相关，Basu的相关性检验减轻了这两个局限性。另外。BalI和Shiv-akumar(2005)研究的是英国私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而私有企业没有股票回报，这就进一步使得Basu模型的局限性更加明显。为此，他们利用权责发生制在会计稳健性中的作用。提出了另外两个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的会计稳健性测度方法。 

　　△NI=α0+α1D△NIt+α2△NIt-1+α1DANIt-1*NIt-1+εt

　　其中。△NI是从t-1年到1年的收益变动额除以1年初的总资产账面价值；DANIH是虚拟变量。如果D△NIt-1小于0，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根据回归方程的含义，如果α3＜0。就表示存在会计稳健性。 

　　ACCt=β0+β1DCFOt+β2CFOt+β3DCFOt*CFOt+Vt 

　　其中，ACCt为t期应计额除以t年初的总资产账面价值；DCFOt是虚拟变量，如果DCFOt小于0，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FOt为t期营业现金流量除以t年初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首先，根据Dechow等(1998)的分析模型可知，权责发生制的作用减轻了营业现金流量的噪音，因此应计额与当期营业现金流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β2＜0。其次，权责发生制还有及时确认经济收益和损失的第二个作用，这是应计额和当期营业现金流量之间不对称正向关系的来源，因而减轻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B3＜0，就表示存在会计稳健性。 

　　(二)会计稳健性的第二种测度是利用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即MTB(Market to Book ratio)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会计行为越稳健，就越会报告较低的净资产，从而也就有较高的MTB。从Feltham和Ohlson(1995，1996)使用稳健会计一词来表示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长期会超过其账面价值后，MTB(Market to Book ratio)就广泛地成为测度会计稳健性的另一方法，而Beaver和Ryan(2000)，Givoly和Hayn(2000)，Pae、Thornton和Welker(2005)。Qianq(2007)的一系列经验检验确实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三)会计稳健性的第三种测度是利用应计额进行测度 

　　Givoly和Hayn(2000)认为，稳健性减少了各时期累计呈报的盈余，因为应计额容易转回。对呈报中立盈余会计且没有增长的稳定企业而言，长期来讲。盈余将收敛于现金流量，应计额也收敛于零，但如果企业的长期应计额是负的。那么说明存在会计稳健性，而且负的应计额金额绝对值越大，说明越稳健。Givoly和Hayn(2000)，Qiang(2007)的经验检验也证明了该结论。 

　　(四)会计稳健性不同测度方法之间的关系 

　　Roychowdhury和Watts(2006)通过对权益价值的简单分解，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DT测度和MTB测度之间的关系。由于会计忽略了经济租金(如增长机会)的变动，并以不对称的方式对可分离净资产的正负变动进行确认，导致了企业账面净资产的低估。因此期初权益价值的构成部分将导致期初MTB与DT之间的负相关，即期初MTB越低，则期间及时性差异越高。并且在短期内，由于期初MTB与期末MTB正相关，期初MTB同时影响短期的DT和期末MTB，因此他们认为，在短期时DT和MTB测度之间是负相关的，而在长期时两测度之间是正相关的。他们的实证检验也确实提供了上述预测的证据。Givoly、Hayn和Natarajan(2007)检验了DT测度的解释力和可靠。性。他们首先识别了与稳健性无关但影响DT测度的信息环境因素的某些特征。并基于真实的和模拟的数据。检验了利用DT测度稳健性的程度。他们也发现在控制这些因素之后，DT测度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应更加明显。他们还发现了DT测度和包括MTB测度在内的其他四种稳健性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这说明惟一依靠MTB测度或其他稳健性测度来评估稳健性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六、结论 

　　稳健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长期存在，即使面对强烈的批评和责难却仍旧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这说明稳健性的批评者忽视了它所带来的重要收益。如果批评者在不理解稳健性带来收益的情况下却千方百计地努力取消稳健性，那么任何取消会计稳健性质量要求的企图都注定不可能成功。并且由此产生的准则可能会对财务呈报更加有害。这是因为：理论和经验证据已经充分表明，来自经济契约激励、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压力都会促使经理和会计人员做出稳健性的财务呈报。与此同时，稳健性的缺乏将会使得经理和股东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提供不可验证的信息，并导致更加严重的财务欺诈和利益侵害，最终将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Watts，2006)。本文通过对会计稳健性的概念和产生原因进行梳理，着重分析了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并认为由于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混淆，使稳健性成为有争议的财务报告特征。实际上是条件稳健性增进了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的有效性(Ball和Shivakumar，2005；Qiang，2007)。使财务报表变得更加有用，其本身也成为重要的盈余质量特征。同时，经验证据也表明，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契约产生了对条件稳健性的需求，诉讼引致了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管制和税收带来了非条件稳健性(Qiang，2007)，且有时是负相关的，因此管制者和企业在采用稳健性时需要权衡、比较。另外，通过对会计稳健性的测度研究，发现了DT测度和包括MTB测度在内的其他稳健性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这说明惟一依靠MTB测度或其他稳健性测度来评估稳健性时可能出现不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对会计稳健性进行测度时需要注意控制相关问题。